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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传记]三十一岁的清华校长---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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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 发表于 2007/5/15 17: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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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家伦
口述◎罗久芳 记者◎李菁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孔夫子”。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父亲曾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父亲他们给了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父亲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父亲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1919年春，著名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做一系列演说，胡适为他做口译，而父亲和另一个同学被选去负责笔录。每次演讲完后，胡适先生都会让父亲他们核对演讲大纲，再拿去发表。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可惜那天拍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张可以确切认出是父亲的面貌，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队伍的前列。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父亲晚年回忆起来，形容那是他极快乐的一段时光。 蔡元培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1924年，父亲留学期间与蔡元培先生通了好多封信，幸运的是，这些信不但我们家都保留下来，蔡家也保留了不少父亲的信，前些年我们双方交换的信件，共有50多封。蔡先生与父亲，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现在看起来，让人感觉真的很温暖。 蔡元培退休后没有房子住，他70寿辰之前，父亲这些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念及他无一安身之处，便集资在上海给他建一所住宅。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父亲等人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三个多月的考虑，最终接受了众人对他这一番出于敬意的表达。但因“七七事变”的发生，这个心愿也未能实现。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了。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偶然找出写在荣宝斋仿古信笺上的两封信和10多首旧诗。细读之下，才知道它们的作者，便是钱钟书先生。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父亲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石子冈一片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罗家伦起草（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以上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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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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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发表评论于2007/5/15 17:2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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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智效民 发表于 2006-2-10 8:42:00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谈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这就是她非要考上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但是人们未必知道，这一切都与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关。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
清华图书馆是1916年奠基，1919年完工的。当时，它与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园“四大建筑”，其设计与建筑材料属全国之冠。不过到了1928年清华改为大学的时候，这座图书馆却因为藏书太少而落伍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只有三十出头，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尽管罗家伦批评清华的“房子太华丽”，但是在他眼里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因此他在典礼上还说：“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西文专门的书籍太少，中文书籍尤其少得可怜。这更非积极增加不可。”此外，他还对清华冗员过多、教师地位不高、学术不能独立，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购置费增加后，清华图书馆很快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家伦提出动用清华基金扩建图书馆计划，但是被清华董事会否决。清华罗家伦发现，当时掌管清华基金的外交部黑幕重重，有人拿它中饱私囊、大肆挥霍。为此，罗家伦一方面以辞职相抗争，一方面向报界公布其中内幕。经过一番努力，清华董事会被废除，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从而保证了清华大学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1930年初，罗家伦在兴建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的基础上，又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他说，“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前者，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后者，他富于激情地说道：“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为了搞好这次扩建工程，罗家伦还亲自勘测地形、绘制草图、参加设计。如今，人们都说扩建的设计者是杨廷宝先生。杨是清华校友，与梁思成有“南杨北梁”之誉。但他只是罗家伦计划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罗家伦，就不会有曹禺、杨绛、季羡林、资中筠等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图书馆。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一条康庄大道。”梅贻琦认为，在大学里大师比大楼更重要。但我觉得，由于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提供保姆式教育，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求系统的知识、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显然要比大楼和大师更重要。清华大学图书馆养育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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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 校 长 罗 家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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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发表评论于2007/5/15 17:21:01 |
| 清 华 校 长 罗 家 伦
张昌华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史学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学贯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生活设施。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二十万现款……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发动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1930年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其外因是当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要扫除蒋介石的人；内因是清华有些学生对罗家伦不满，要求他辞职。尽管要求罗家伦辞职这项议案当时没通过，但他还是采纳了冯友兰的意见，为维护校长的尊严决意离开。在他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时，便拂袖到武汉大学当教授去了。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博涛摘自《人物》2007年第1期《大学校长罗家伦》一文）
《读者》2007年第07期P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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