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学术成就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 “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 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梁启超赋税思想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秩事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年谱一岁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五岁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十二岁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十六岁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十八岁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卯寅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十九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入京与李蕙仙完婚。二十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祖父卒，回乡居年余。二十三岁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二十四岁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丙申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二十五岁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丁酉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二十六岁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戊戌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二十七岁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己亥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二十八岁一九００年光绪廿六年庚子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三十岁一九０二年光绪廿八年壬寅《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三十五岁一九０七年光绪卅三年丁未《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四十岁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四十一岁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四十三岁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四十四岁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四十五岁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四十七岁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已未到欧洲各国考察。五十岁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五十三岁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五十七岁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已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家庭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 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故居 ——北沟沿胡同23号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 (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梁启超纪念馆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９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１２岁中秀才、１７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２６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２０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来源：团结出版社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类别:成功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人格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清·梁启超《成败》磊磊落落：谓心地光明正大。磊磊：原指群石高垒貌。落落：豁达开朗貌。独往独来：比喻不仰仗别人，无怕牵碍。谓男子汉应当光明正大。类别:道德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类别:失败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类别:教育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类别:理想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类别:人生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人格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类别:真理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类别:科学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清·梁启超《新民说·附录》谓光明磊落的人，应该是心里所想的和口头所说的完全一致。类别:道德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类别:智慧心安理得，海阔天空。清·梁启超《新民说》心安理得：自己认为所做的事是顺理成章的，心里很坦然。海阔天空：象大海般辽阔，象天宇般无边无际。坦荡的心胸象海洋和天空那样辽阔。类别:道德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失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类别:爱情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类别:成功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类别:成功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类别:人生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类别:人生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类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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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发表评论于2008/2/19 21:45:56

　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运动的经过已为人们所熟知，毋庸赘述，而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１９１９年初，他赴法国首都巴黎，以学者和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在赴巴黎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他，试图探听他对处理山东问题的态度。梁启超郑重指出： “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的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的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多年，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的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就是给芳泽一个明确的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决不可以交给日本“继承”。梁启超的严正态度，使芳泽极为尴尬，无言而退。　　梁启超到巴黎后，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希望各战胜国支持中国收回胶州湾。他还不知道，早在１９１８年５月，北洋政府已秘密和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非法利益交给日本，因而列强才明目张胆地偏袒日本的无理要求。当梁启超获悉这黑幕后，愤慨不已。他在１９１９年３月中旬，发电报给汪大燮（曾任外交总长）、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说：“交还青岛……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９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这封电报，揭露了北洋政府卖国的内幕，使全国人民愤怒至极。这封电报，也成了“五四”运动的舆论准备。张謇（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实业家）、林长民、熊希龄（平政院长，平政院是审理行政诉讼的司法机关）、范源濂（曾任内务总长）等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委托梁启超为协会代表，继续向巴黎和会请愿，可是列强无视中国主权，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利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梁启超于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４日发回电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以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指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将电报交给《晨报》于５月２日在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以下按语：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指梁启超）电乃证实。　　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梁启超的电报和林长民的按语使北京城为之沸腾。５月３日夜，北京学生集会商讨行动方案，决定５月４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古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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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吴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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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发表评论于2008/2/19 21:30:28

梁启超传/吴其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07 　他是最黑暗地狱底层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象陈天华那样跳海而死。但他坚决相信中国不会亡，所以他虽然处在全然无望中，却始终在挣扎奋斗。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前言：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乃师作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逮徐，十六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具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十七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尼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请读片断：社会的腐化这种无耻的怪象，延续到后来，尚为梁氏所亲见，他分别地记着： “……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请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以司理。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德濡若驱群豕！……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抱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洋文为奉承西商之地，入洋塾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其乡里；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兵惟无耻，故老弱赢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谭战事。以军资十年之蓄，饮酒押花；距前敌百里而遥，望风弃甲！民惟无耻，百人之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五印毒物，天下所视为虺为鸩，乃遍国种之，遍国嗜之；男妇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缠足陋习，……习之若性！……”（《知耻学会序》）目录：梁启超与吴其昌 —吴其昌著《梁启超》前言第一章 —世纪来中国之命运 —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第一节绪说第二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况陷落于绝望的深渊——天灾·人祸——道德的堕落—— 思想的颠倒——民智的固陋——社会的腐化——太后的奢靡——朝廷的昏庸——外交的腐败——军队的黑暗 ——实业的丛弊——贪污的普遍第三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教育状况童年生活是怎祥的——青年教育是怎样的——官办“洋学堂”是怎样的第四节梁氏后来对于祖国命运的影响文体的改革——报纸的改革一新兴各报述评第二章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 —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第五节综叙第六节亡国现象的种种 —梁氏生后的中国惨况祸根的渊源——延续的天灾人祸——此年的国际形势及世界大势——中国遭受瓜分的“史迹表”——帝俄侵华的阴谋——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第七节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乡环境镌留着悲壮史迹的“崖山”熊子乡——祖榻上的口训 ——开始离乡——睁开眼睛了第八节康梁会接 —关于思想、学术、政治的渊源康有为氏的速写——万木草堂的内容——长兴学舍的教育大纲表第九节梁氏独立事业的开始中国新青年的群英会——湖南新政开幕——长沙时务学堂的内容及其贡献——启发新智的第二步骤——创学会——长沙南学会概述——“明”“暗”二力的闪电战——推行维新的第三步骤——办报纸——强学报与时务报第三章维新的失败更革命的成功 —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第十节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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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发表评论于2008/2/19 21:25:51

代表作：文论：少年中国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前言政论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学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动论湖南应办之事政变原因答客难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立宪法议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灭国新法论（节录）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一百册祝辞（节录）论公德论自由论进步论私德（节录）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论正统论立法权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政治学学理摭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民议《饮冰室文集》原序释革拟讨专制政体檄答和事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大陆游记（节录）《社会主义论》序政闻社宣言书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新中国建设问题（节录）中国立国大方针（节录）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吾今后所以报国者痛定罪言复古思潮平议辟复辟论《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改造》发刊词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人生观与科学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传记戊戍六君子传随感西学书目表后序倡设女学堂启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成败英雄与时势文野三界之别养心语录国权与民权破坏主义善变之豪杰豪杰之公脑答客难忧国与爱国傀儡说惟心慧观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文明与英雄之比例干涉与放任中国之社会主义三十自述杂答某报（节录）附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讲演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人权与女权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北海谈话记（节录）书信致汪康年书与严幼陵先生书致康有为书致孙中山函三件致康有为书（节录）致康有为书（节录）致孙逸仙书致康有为书致罗惇曧书致康有为书致袁世凯书上袁大总统书与蔡锷第四书给孩子们书（节录）与令娴女士等书（节录）诗词去国行纪事二十四首读陆放翁集四首壮别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二首东归感怀刘荆州志未酬广诗中八贤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澳亚归舟杂兴自厉二首自题新中国未来记一首爱国歌四章赋示校员及诸生台湾竹枝词拆屋行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水调歌头满江红赠魏二浪淘沙贺新郎［附录］梁启超年表　作家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但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宇慧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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