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呼吁在中国学界普及逻辑学

苏州大学哲学教授 周可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勤奋异常的，至少决不比西方人差，但为什么西方的知识是如此发达？而相对地中国的知识是如此落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自古至今有逻辑且自觉地加以运用，而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

逻辑是个人思维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一个族群有了逻辑，就是意味着该族群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该族群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了；反之，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某个群族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该群族的整体思维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意义是在于它能起到管理族群思维的作用。

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管理作用是属于思维控制作用。逻辑规则就是族群思维管理中的控制标准，它是对族群个体的具体思维行为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因而是实现对族群思维的有效控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就无法达到对族群思维的控制目的，亦即无以实现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现实地形成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具有决定意义，若缺乏逻辑，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即使有也等于无，因为它不可能实现。

一个缺乏逻辑的族群，其各个个体的思维行为必然是散乱的，从而其依赖于思维的知识创造活动也不能以秩然有序的群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以杂乱无章的个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从族群思维进化角度看，显然，秩然有序的群体思维行为是有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反之，杂乱无章的个体思维行为是不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因为前者的整体思维效率高，后者的整体思维效率低。一个族群的整体思维效率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该族群的知识创造力的强弱。其整体思维效率较高，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强；反之，其整体思维效率较低，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弱。

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其思维是习惯性地依靠个人的经验与直觉，相应地，其思维过程中所做的判断是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

经验判断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积累，各人经验的丰富程度不一，其经验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经验较丰富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经验较欠缺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通常老人的经验较丰富，故中国人惯于听信老人的经验判断。俗语有云：“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这正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经验判断的思维传统。

直觉判断则依赖于个人天赋的悟性，各人天赋高低程度不同，其直觉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天赋较高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天赋较低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天赋最高的人就是孔子所谓“生而知之”、孟子所谓“先知先觉”的圣人，于是便有“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和注疏“圣人之言”的经学传统，这都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

缺乏逻辑而崇尚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使得作为一个族群的中国人的知识创造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圣人。

老人依据其丰富经验所创造的知识是中青年所难以体会其真意的，所以只能将信将疑地盲目听信“老人言”。圣人依赖其天赋高才所创造的知识又是天赋较低的普通人所难以领悟的，所以只能是“畏圣人之言”抑或主观地注解“圣人之言”。

这样，在老人与中青年之间和圣人与常人之间，其知识实际上是缺乏统一标准的，并且因其缺乏统一标准，他们之间并不能真正达到其知识的共享，在理性层面上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只能由“圣明”的帝王或由帝王授权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这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传统所必然造成的知识发展状态。

自近代严复以来，西方逻辑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逻辑学从来只是少数学者研究的学问，它在学界的普及程度向来极低，至今中国大学里只有极个别专业开设逻辑课程，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普遍不具有自觉的逻辑思维，实际上仍然主要只能依靠经验和直觉来进行思维，从而在相对封闭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仍然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伟人，在现实社会中则只能由“伟大领袖”或由“伟大领袖”所信任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而在相对开放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则高度依赖于西方，中国学者是“言必称西方”——“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老话实际变成了“不听西人言，吃苦在眼前”；“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则实际变成了“畏西圣之言”的新教，从而中国学者就像中国传统的经学家那样也只是对“西圣之言”做些注解工作，诸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注马（克思）经”、自然科学领域的“注牛（顿）经”、“注爱（因斯坦）经”之类——至今中国学者何尝有过自造的“经”了呢？可怜啊，连一本“正经”都没有啊！为什么？ 因为中国至今都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思维传统，又怎能自造出可以被大家所共享的知识之“经”来呢！

可以看看我的科学网博客文章：

如何学习现代逻辑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11188&do=blog&id=439392

中国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东西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等等这些充满战乱的年代，在这些年代中为什么说是没有逻辑的，或者说只是些摆设的逻辑呢？

中国的兵法、医学著作、政治、道德这些文化中的逻辑，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变成了摆设的呢？

在文中我感觉听老人的经验之言成了一种不可取的罪过。而就我所知专家系统中知识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知识的发现、积累、和检索，而知识的积累和检索与获取经验相比，有哪些差别呢？
如果专家系统获取经验是可取的，那为什么我们从前人那里获取经验就不可以呢？

问得很好！ 专家系统中的知识是采用逻辑规则描述的。当你从专家系统中获得一个结论时，你可以继续问：为什么？ 专家系统将会通过逻辑反演的方法，把其依据展现出来（这个过程叫做Explanation或justification）。老人的经验之言通常是不可通过逻辑进行反驳的。你不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没有通过逻辑整理出来的经验。

在北美，甚至不少教授对逻辑都知之甚少（不是我说的，是我导师说的），特别是在应用型的领域，比如数据库，软件工程等。同时，对于学生而言，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对形式化的东西都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很抽象很枯燥。

我个人也不觉得逻辑是所有人必修的，还是看个人偏好和研究领域把。

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国作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却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顾问麦康森在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认为，阻碍我国人才创新能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求同文化、“枪打出头鸟”文化、榜样文化和关系文化在作祟。

“求同”文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麦康森认为，中国的科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性。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也跟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有关系。当然这些并不是不可改变，中国人智商是很高，很聪明。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创新性不是很强。

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东西几乎没有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考试竞赛，像奥林匹克竞赛等等中国人表现得都很棒，很出色，这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所以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要想增强我们的创造力，就要形成一种创新文化，要懂得哪些是利于创新的文化哪些是不利于创新的文化。

我们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到中小学教育一直到大学，听话的学生都是好学生。而与众不同的学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标准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不是创新。只有标新立异才是创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麦康森举例称，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也许是父母犯的错误，“比如左撇子，跟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全是一些父母造的孽，但是父母就非得把他矫正过来，这种根深蒂固的求同文化不利于创新。我们的教育也一样，进了学校以后就是填鸭式，老师说的当然才是对的，你说的当然是不对的”。

“枪打出头鸟”让孩子不敢创新

麦康森指出，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目的都要追求高分。做练习题的时候也许老师认可学生用另一个途径也能达到目标，但是他怕学生丢分，怕他冒不起这个风险，他的想法很好，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这恰恰扼杀了小孩的创造力。工作上我们也是一种“唯上”的，“因为领导也好，父母也好，都是喜欢听话的孩子，上面说了算不能自己说了算，但是自己说了不算又怎么来创新呢？”

“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来的，学校家长说了算，学校校长说了算，班主任说了算，单位的领导说了算，所以这样的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我想，中国的孩子也一样，他一开始他也想创一番事业，标新立异，但是到处碰壁，那慢慢这个利器就没有了”。

“中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文化叫做枪打出头鸟，哪一个出头打哪一个，你怎么创新。领导喜欢什么人，喜欢听话的，喜欢四平八稳的，太年轻了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信不过。特别是有想法的，那是不符合的，所以到了一个平台发挥不到他的作用，这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把创新这部分给淘汰了”。

麦康森说，“美国一个14岁的孩子想的是核反应堆，英国的孩子能够把飞行器打开一万多米，我们就想人家的孩子在想什么”，也许考试不如中国的孩子，但是这就是创造力。要完成这样一个发明创造是极其不容易的，这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内在的创新的动力去做才有可能。“所以我想的话，中国的教育里面如何注重创新文化跟创新教育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建议把“逻辑学”纳入中国课程体系

麦康森认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没有创新型人才就不可能实现创新，而总是抽象的感性的思维模式很难做成大的创造，所以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从中小学到大学课程体系，没有一个地方开逻辑学这门课程的。所以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呼吁，把逻辑学作为我们中国课程体系里的重要部分，这也许能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小学就开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再是高级的逻辑学，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营造我们创新的文化非常有利”。

“榜样文化”让人才培养千篇一律

麦康森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就是榜样文化。我们天天提先进，树榜样。当然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榜样的文化。

“同样是创新的作用，所有人像某一个人学习，那还是求同问题，大家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一个千篇一律的人，如何创新呢”，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培养了两千八百万个大学生，“这是何等的数据，何等的数量，很多小的国家都没有我们五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多，按道理说我们没有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事情”，创新是我们国家继续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井，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个根在哪儿，那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养就都需要时间。尤其是文化层次，我们要去掉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任务。

须把科研人员从“跑关系”里面解放出来

麦康森谈到，早几天读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说中国人现在福布斯的富豪榜中占了好大的数量了，亿万富翁以上我们比美国多了一位了，从数量上来讲。但是中国的名牌产品，创造方面的话，是远远的没办法和发达国家去比，我们几乎没有。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花大量的精力去跑关系，天天要打通关系，精力都用在那里去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产品的创新。那对我们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科学家也是一样的，天天地忙着跑关系，跑科研经费，应付检查，也没有时间来做研究。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的科技人员，对中国的老师要进行第二次的解放。

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要保证科技人员五分之四的时间从事科技研究，小平同志说的话那是不要把太多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和运动，现在可不行。我们现在要重新把科技人员，从跑关系里面解放出来。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以后，投入科研经费大幅度地增加，但是我们看产出的话，也许不跟我们的科研投入相适应。投入得多了，产出的未必那么多。因为科技人员都没有埋头做科研，更多地是去找经费。

要想有效使用科研经费须降低竞争性课题

麦康森提到，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都是竞争性课题，所谓的竞争性就是说必须要写申请书和答辩，来跟人家PK，得找领导，得找专家，把精力都放在这些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强烈建议我们国家的科研经费要想得到有效使用，应该降低竞争性课题”。

“像我们的千人计划，像我们的长江学者，像我们的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事实证明他们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有浓厚的科技兴趣，也有道德，那为什么你天天要把精力放在跑关系上”，我们国家应该大幅度提高非竞争课题，应该采取根据行业部门，根据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再去委托研究的方式。因为要研究什么，我知道谁能干，委托别人干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花大量的精力在竞争性的课题方面，这是不利于我们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不利于解放我们的课题人员的精力”，麦康森说。

“创新”是中国教育梦的核心

在麦康森看来，科技的创新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教育，那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要通过教育逐步地改变。比如说像我们的优秀文化，去掉我们的出口，来培养我们的年轻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梦也可以说是全民的教育，劳动素质的提高，但是真正的目的，最高目的我认为是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能力跟创新精神的人，而不仅仅是有知识。五年两千八百万人都有丰富的知识，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是否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事实告诉我们并不乐观。所以创新是我们中国教育梦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创新型国家对外的技术依存度它是有指标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智商很高，中国人也很勤奋，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创新能力？我们应该从文化里面找，从我们的思维模式里面找，从我们社会的创新氛围里面找”，麦康说。

麦康森提到，诺贝尔物理、化学等这些科学奖上一直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我们的华人在海外工作也有不少人拿这样的奖，甚至有一些人早期的教育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像杨振宁这样的人。但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他必须在另外的环境里面生活，学习，工作很长时间，短期不能改变。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希望：只要有合适的环境，中国人是有巨大的创新能力的。“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为什么到美国就有？这就是创新文化的环境起的作用。所以最重要的一定要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他说。（原标题：院士：中国四大传统文化遏制了创新人才的发展）[/B]